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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派别，大部分是由实业家和职业阶层的人士所组成，他们极力反对社会主义，也同样反对教权，并敌视权力主义思想。
但是一部分实业家之所以对自由民主党感兴趣，不是由于信奉自由这个原则，而是希望因此能够得到完全自由以便如愿地经营业务，避免政府用规章约束他们。
赫尔穆特·赫尔茨是他们在俄占区的首领，威廉·海勒（1933 年以前的自由党员）是他们在西部占领区的首领（后由弗朗茨·布吕歇尔继任）。
基督教民主联盟继承了鲁尔和莱茵兰一带中央党的普及工人运动的观点，这与温和的社会主又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派在柏林的领导人是雅各布·凯泽。
他认为与反动政策性质相同的任何东西在俄占区都是没有希望的。
该派在西部的领导人是卡尔·阿诺德，他是杜塞尔多夫的市长。
他们的影响在1947 年2 月阿赫伦起草的第一个党纲上有显著的地位。
党纲上说，每一项经济的目的应当适应国民的需要。
他们抨击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宣扬消灭卡特尔垄断经济，主张工人广泛参与工业管理，提倡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政府管理方法。
由阿登纳博士领导的该党的另一翼则希望用生产和竞争代替福利事业来作为主要经济目的，但在早期，这一派的名声不很大。
直到1949 年，这一派才成功地说服了该党接受杜塞尔多夫纲领（主要由巴伐利亚工商业部长、新接纳的党员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起草）。
该纲领把避免通货膨胀置于维持全部就业之上，号召“受物价控制机构支配的各行各业互相合作》。
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优势，因此在南部和西部势力很强。
德国新教徒的主要势力在易北河以东。
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业区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
因此，显而易见，只要德国保持分裂状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将是最强大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强弱似乎取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或分裂基督教民主联盟并在魏玛路线基础上与其进步一翼联合的可能性。
105除法国外，每一个占领国都与某个政党有特殊的密切关系。
英国左翼团体一直把德国资本家不受约束的力量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认为，如不经过某种程度的社会改组，稳定与和平的前景是渺茫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这样的社会改组，虽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学说的基础，但英国工党政府同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处。
不少美国人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仅次于共产主义的祸水，同情自由民主党的经济观点，但是发现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般社会态度与他们最为气味相投，如果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徒，那么尤其如此。
该党与俄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容量疑的。
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不把外国主子的垂青当作一种纯粹的幸福。
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非常清楚，过去他的党国被贴上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其含义是对德国利益漠不关心，因此吃过苦头。
他决心不让这类事重演。
尽管英国一些大臣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触频繁，但后者还是不停地要求参与德国政府的工作，虽然在德国崩溃以后，他们一直是灰心丧气的。
他们的纲领除了提出推广国有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来公正分配商品等典型的社会主义要求外，还对祖国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
他们要求保证供给足够的食品和燃料，要求民主管理占领区或双占区的行政事务，要求停止解除武装，还要求德国人参与管理钢铁和煤炭工业。
他们尤其要求废除古领区边界和重新统一德国。
对这类达不到的要求可以用种种现由来反对，但谁也不能把这看成是不合作。
共产党人的处境更为困难，原因是俄国人无意容忍他们提出这种公开批评。
同时德国的反俄情绪发展得那么快，以致任何同俄国人公开接触的党派，其行动都极为不便。
在西部占领区，他们在马克斯·赖曼领导下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甚至在惨淡的岁月里也是如此。
而在东部，工人们却如此地偏爱社会党人，以致俄国人（传说是受谢尔盖·图尔帕诺夫的鼓励）急切地想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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