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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
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等进行验算。
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
如果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
如关于彗星的天象，文献中有武王伐纣时出现彗星的记载，天文学理论表明，这种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
经研算，记载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0。
3％，这样小的概率很难作为可靠的推论依据，故一并予以排除。
按照以上的思路工作后，江晓原与其助手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100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7种，分别是：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5）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4．在周师出发前后，有“月在天驷”
和“日在析木之津”
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世俘》所记历日）；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
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在确定了以上7种天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
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代，就说明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几个年代，也同样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
根据以上预设的条件，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
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
全部结果用下表可表示出来。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
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
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
，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
来自全国60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
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一是公元前1045年—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
。
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
但惟独“岁在鹑火”
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
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
限制了月份。
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
按后来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
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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