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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象相吻合。
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
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
根据刘次沅提交于“工程”
的报告可知，在《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6）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
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
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霸”
是月亮的发光部分，“生霸”
在月初，“死霸”
在望后，“既”
在标准月相之后，“旁”
在“既”
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
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
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用张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结合“岁在鹑火”
和“日在析木之津”
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果。
这三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
由于岁星在鹑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对利簋铭文的解释。
考虑到考古学方面的结论，刘次沅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
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
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
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
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更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西周金文历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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