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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美国著名统计学者，市场调查及民意测验专家，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公司的创建人。
——译者
背 景
童年时代，我在刘易斯·卡罗尔①在吉尔福德地方的故居生活居住。
我父亲是讲盖尔语的高地人②，我很崇敬他。
他是一位研究古典著作的学者，还是个顽固不化的不可知论者。
有一天，他发觉我已经瞒着家人进教堂了。
“我的老儿子，你怎么受得了那些胡说八道？那些瞎扯对佣人还合适。
可是，对有教养的人就算不上什么。
绅士并不一定非是基督徒不可！”
我母亲是位漂亮的爱尔兰人，脾气有些古怪。
她不立我为财产继承人，理由是，不要她的帮助我就能挣到许多钱，达到我花不完的程度。
我不能不承认她是对的。
9岁那年，我被送进伊斯特博恩（Eastbourne）的多特男童学校（Dotheboys Hall）住读。
校长这样评价我：“他有过人的创见，爱和老师辩嘴，想说服老师承认他是对的，而书本则是不对的；不过这也许更证明他的确有过人的独创能力。”
我说，拿破仑可能是荷兰人，因为他的哥哥是荷兰君主。
校长夫人为了这一点没有让我吃晚饭就勒令我上床睡觉。
我在《错误的喜剧》里饰僧人，她为我穿僧袍的时候，我用不合她心意的声调背诵我的开场白，她就揪住我的腮帮子把我掼到地上。
13岁时我进了费特学校（Fettes），这里的那种极严格的斯巴达式的纪律是我叔祖父、苏格兰最伟大的法学家英格里斯（Inglis）大法官定下的。
我在这所著名学校里结交的朋友中有伊恩·麦克劳德、尼尔·麦克弗森、诺克斯·坎宁安和几位后来成了国会议员的人。
在教员里面，我记得亨利·哈弗格尔，这位先生鼓励我学大提琴。
还记得一面教历史一面写了《1066年琐记》的沃尔特·塞勒。
在牛津，我出尽了丑。
历史学家基思·法伊林（Keith Feiling）在基督学院（Christ Church）给了我一笔奖学金，帕特里克·戈－沃尔克（partick Gordon—Walke）、洛伊·哈罗德（Rog Harrod）、A。
S。
罗素（A。
S。
Russell）以及其他教授给了我许多帮助。
但是，我的心丝毫不在学习上，最终被除名。
1931年，经济衰退到了谷底。
在其后的17年里，我的朋友先后功成名就，当了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政界人物，而我却在世上游荡，没有明确的目标。
我在巴黎当过厨师，当过挨门串户的推销员，做过爱丁堡贫民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协助盖洛普博士研究过电影工业，当过威廉·斯蒂芬森爵士（Sir William Stephenson）英国安全协调署的助手，还在宾夕法尼亚当过农民。
童年时代，我崇拜的英雄是劳合·乔治③，我打算长大了当首相。
但是，我最终却落在麦迪逊大道④，成了一名广告代理商。
我的19家客户现在的营业额已经比女皇陛下政府的收入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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