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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
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
然而，我的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
此外，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见不到的。
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
，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
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
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
，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我在上大学时候，买了学校处理的图书馆藏的几本书，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
这几本书尽管描写的事情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样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敌人，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执着到了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的变态程度；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
这类“文艺作品”
情节大体相似：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坏人隐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谁也识不破，造反派觉得困难时都在半夜学毛著，学着学着豁然开朗，于是往往站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窗外万家灯火”
。
结局千篇一律：坏人想尽办法破坏，最后狗急跳墙，结果被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抓个现行；老革命受到教育，头脑简单的群众获得成长。
人物也没有个性，只有“好”
与“坏”
的面具和标签。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二、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不过，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
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我们家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那台收音机以外，当时也是一贫如洗的我们家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
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啊！
），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因此反而可怜起他了。
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里挂在外屋的一块肉。
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当时家里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
山西冬天外边冷，屋里暖和，为了保鲜就把两块肉挂在冷一点的外屋。
小偷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
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
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跑出去玩。
姐姐不敢跑，我就独自上街。
有一次我自己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人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
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发疯，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后来邻居跟父母说我临走时跟他们说了句“影影”
，于是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玩呢！
还有一次，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七五三”
兵工厂调演，他们说话时我听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
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来到这条路上，大家异常惊讶地发现了我，于是我就上了车，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公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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