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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尺。
人均住房面积，则从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
2平方米。
（「注」资料来源：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这些少的可怜的数据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当时中国这个官僚队伍庞大的国家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几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给份额，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东西比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得还要少。
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每年增长12。
5％”
的真相。
铁Z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
，特别是与当时特别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
当时，单位有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在过节之前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
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又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带鱼。
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竟然运回了价格昂贵的鲳鱼。
那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冰箱冰柜，因此生鲜猪肉一般过年天冷的时候才会有，物资运来以后，往往是先按记账方式分发，等节过了以后才挨个收钱。
每当当地老百姓看到铁Z局发放物资时的热闹情景，无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随着大刮“批邓”
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
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
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
除夕下午，我的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奇*书*网…整*理*提*供）无功而返。
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
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的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
一走进处机关大院，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
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外地运回了一车猪头。
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个猪头！
肥一点的！”
任师傅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一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的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
此时一见父亲提着那一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二斤豆腐，从早上四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
的人买回去了。
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我就喜欢吃瘦肉啊！
不过，那时的人们既缺肉、又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
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弄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
文革时期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走后门”
之风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
，又发展到今天的腐败。
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
，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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