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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八、如此改革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处新调来一个处长。
这位新处长姓申，将近五十岁了，精力充沛。
申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
好！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有希望，有前途！
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
从那以后事事都要我们拿主意，办完以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
好，好！”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
。
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
但是申处长急于建立新功，就说：要改革，非改不可。
于是他陪着老板跑到深圳“考察”
了一番金融业，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
应该说，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人家的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
因此，我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
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
第一个“改革举措”
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
。
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二点五比一扩大到五点一比一，正处级的差距从二点一比一扩大到四点五比一，副处以下变动不大。
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副处级增长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级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百分之三十。
这就是“改革”
，实际上是把职工收入的一部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
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和支行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行长力排众议，强行执行贯彻执行了。
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
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三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
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
，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
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一切都是公家出钱。
光行长一个人就拥有两部坐车：平时坐凌志；应付上级检查时坐皇冠3。
0。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
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场经济时，有很多上市公司为拉关系、搞贷款无偿赠送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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