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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方面，他们被禁止和奥地利人建立密切关系，即使有时不顾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奥地利人建立起正常关系，也很可能突然中断，或有时生硬地宣告结束。
法国人在某个时期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奥地利人和前不久压迫法国的敌人操同样语言。
在盟国对奥委员会还没开始行使权力的过渡时期，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遵循的政策并不是严格地始终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虽然从德国法占区到奥地利法占区去的旅客总会看到通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友好的国家奥地利”
。
法国人对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破坏满怀惨痛的经历，无怪乎他们在完全控制其占领区后，有那么一个时期对美国要把蒂罗尔的战争工业转变为有利于奥地利经济的和平工业这项政策颠倒过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
他们无法从本国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怪乎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国外，从而消耗了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一段时期不愿意给予奥地利政治党派和报刊以许多自由，不肯贸然停止那种拆除工厂设备运回法国的做法，这也不足为怪。
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在许多问题上很自然地对苏方的态度比其他西方国家较少地表示不满了。
有一个时期在讨论清除纳粹影响时，总是发现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站在同样的立场上。
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法方在四国谈判时则以东西方的调解人自居，以弥补它本身比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点，但它这样做却能为达成妥协性解决办法作出可贵的贡献。
要它不再充当这种角色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站在其他两个西方盟国那边，这只能是逐步的。
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最愿意看到奥地利人的优点和长处，但如果他们对许多奥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到底，而且有些人还正式列入战犯名单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么他们简直是有乖人性。
在占领的最初几周内，美占区和英占区都禁止和奥地利人友好。
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占区约为7 月底，在英占区则稍微早一点，原因是6 月29 日丘吉尔给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备忘录。
此外，当三个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关于苏军暴行的传闻充斥于耳。
过一些时候，他们才明白那些传闻有许多是确有其事的，并非象他们起初所想的那样，以为有人希望破坏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忠实地照搬戈培尔之流的宣传。
然而，这些保留态度都是暂时的。
盟国对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毕竟要区别对待，这是根本的。
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意味着猜疑较少，神经紧张较轻，任意使用强权的诱惑力较弱，对人类苦难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抑制力较小。
它也意味着总的看来，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奥地利人一开始就受到了鼓励。
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国到达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的核心。
尽管俄同士兵有过种种不正当的举止，尽管俄国人对奥地利有组织地进行过掠夺，但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且允许这个政府在苏联控制区范围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在其他占领区内，三个西方盟国都通过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别人更早一点允许在州一级基础上成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并且采取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的原则。
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占领国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比同时期的德国情况要好得多。
还有一点是战争破坏的相对程度。
奥地利的伤亡人数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踪者估计为三十五万人，伤十七万人；1945 年底有数以万计的人仍然是战俘，大多数在苏联。
这对总数只有七百万的人口来说，遭到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空袭与战争的破坏，奥地利也未能幸免。
德国人在林茨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联合企业；在兰斯霍芬有一个制铝厂；德国梅塞施密特垄断组织在维也纳新城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工厂。
这些目标和其他工业目标都遭到猛烈的轰炸——在维也纳新城，经过联合轰炸和最后几次战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无损，城内人口从1944 年的四万五千人减至1945 年4 月的八百六十人。
在维也纳市内，许多地方的街道上瓦砾成堆；街灯荡然无存；运输缓慢得犹如涓滴细流。
然而，按比例来算，这种破坏程度还不如德国之巨大，因为德国的工业城市是既大又多。
在相当多的奥地利农村地区，村庄和小市镇实际上还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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