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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
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
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
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
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
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
民日削月，浸以大穷。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
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
’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
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
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
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
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
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
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
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
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
《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
’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
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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