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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同对于谋反的处罚一样了。
①据称，这里的区别在于意图。
为“仪制”
条款所禁的术师只是骗子，他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只带有随机的性质，但因为具有“煽惑人民”
，阴谋煽动判乱的意图，他们仍然受到了“谋反’’的指控。
问题看上去非常严重，但实际上这一条款似乎只被用于起诉一些微不足道的案子——大多数涉及的只不过是未经许可便拥有用于治病或自保的符咒。
而当这一条款被用于这些案子时，往往也只是比照援用，而不是直接引用。
我们只能猜想，所有煽动叛乱的重案都是根据“祭祀”
名目下对付左道异端行为的条款来处理的：而陈旧的“仪制”
条款（最早可追溯副公元七世纪）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
在“杀人”
这一部分，与处置妖术有关的有三项条款，其中前两项是“十恶’’有关条款的重复。
第一项是“采生折割人”
。
这罪行的极度恐怖性质通过对它的惩罚——“凌迟处死”
——而体现出来。
这样的惩罚，同杀死自已的父母与祖父母是相同的，甚至同对谋反的处罚也是～样的（对谋叛的处罚仅为斩首）。
如果受害人只是受伤而来死，惩罚依然相同。
如果罪行“已行而未曾伤人”
。
则惩罚仅仅为斩首。
官方的“批语”
将“采生折割人”
同杀人后再肢解尸体作了区分。
后者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仇恨，而前者则是“杀人而为妖术以惑人，故特重”
。
看到“惑众”
的说法甚至被用于恐怖到如此地步的罪行，似乎令人感到奇怪。
这一条款是否是用来抵消妖术的社会效果的？或者，它是用来对抗通过妖术散布社会混乱的行为的？《刑案汇览》中提供的唯一案例，说明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此。
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案子，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因为汲取了十六名女婴的“精髓”
（其中十一名女要因而死去）而被定罪。
很显然，老头汲取“精髓”
时实际上并没有使用什么妖术，这可能便是法官审讯此案时以类比方法援引了“采生折割人”
条款的原因。
就这一案子对人们情绪的影响而言，它同我们前面叙述过的其他性犯罪案子是相似的，只是这个案子甚至更令人作呕。
这件事完全是反常的，因而只有处置妖术的条款才能提供最接近于合适的惩罚。
嘉庆皇帝在关于此案的一份言词激昂的诏谕中使用了“人妖”
一词（即是将用来形容术士的“妖人”
两字颠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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