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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周勃有数子，长子名胜之，曾娶汉文帝女儿为妻，自周勃得罪解京，周胜之等恐有不测，立即入京省父，公主当亦同来。
周勃把增封受赐的财物都给了薄昭。
等到周勃案件紧急关头，薄昭替他向薄太后进言，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的事。
汉文帝临朝时，薄太后抓起头巾向汉文帝掷去，说：“绛侯身挂皇帝赐给的印玺，在北军率领军队，不在那时谋反，如今身居一个小县，反倒要谋反吗！”
汉文帝刘恒已经看到绛侯周勃在狱里的供辞，于是向薄太后谢罪说：“狱吏刚才查清楚了，马上放他出狱。”
于是派使臣手持符节释放绛侯，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
周勃幸得出狱，喟然叹道：“我曾统领百万兵，不少畏忌，怎知狱吏骄贵，竟至如此！”
说罢，便上朝谢恩。
汉文帝仍令回国，周勃即陛辞而出，闻得薄昭袁盎张释之，俱为排解，免不得亲自前往感谢。
袁盎与周勃追述弹劾时事，周勃笑说道：“我前曾怪君，今始知君实爱我了！”
遂与袁盎握手告别，出都去讫。
周勃已返国，汉文帝刘恒知他不反，放下了心。
独淮南王刘长返国后越发骄纵肆志，不依朝廷法令行事，出入宫中皆号令警戒清道，还称自己发布的命令为“制”
，另搞一套文法，一切出行举动皆模仿天子的声威，作威作福。
汉文帝刘恒贻书训责，刘长抗词答复，愿弃国为布衣，守冢真定。
明明就是怨言。
当由汉文帝刘恒再令将军薄昭，致书相戒，略云：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
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
皇帝待大王甚厚，而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
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
高帝蒙霜露，冒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疮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
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至欲弃国为布衣，毋乃过甚！
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是谓不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是为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守真定，先母后父，是谓不义，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幸臣有罪，大者立诛，小者肉刑，是谓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是谓不智，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是谓不祥。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奋诸贲之勇，专诸孟贲，古之力士。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恐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齐桓杀其弟以反国，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顷王亡代，即刘仲事见前文。
高帝夺其国以便事，济北举兵，皇帝诛之以安汉，周齐行之于古，秦汉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诸天子，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汉系大王邸论相以下，为之奈何！
夫堕父大业，退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为大王不取也。
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使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称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熟计而疾行之。
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
刘长得书后，不思悔改，且恐朝廷查办，便欲先发制人。
孝文帝六年（前174年），刘长让男子但等七十人和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议，策划用四十辆大货车在谷口县谋反起事，并派出使者前往闽越、匈奴各处联络。
朝廷发觉此事，治罪谋反者，派使臣召刘长入京，他来到长安。
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冒等人上书启奏：“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文法，不服从天子诏令，起居从事不遵法度，自制天子所乘张黄缎伞盖的车驾，出入模仿天子声威，擅为法令，不实行汉家王法。
他擅自委任官吏，让手下的郎中春任国相，网罗收纳各郡县和诸侯国的人以及负罪逃亡者，把他们藏匿起来安置住处，安顿家人，赐给钱财、物资、爵位、俸禄和田宅，有的人爵位竟封至关内侯，享受二千石的优宠。
淮南王给予他们不应得到的这一切，是想图谋不轨。
大夫但与有罪失官的开章等七十人，伙同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谋反，意欲危害宗庙社稷。
他们让开章去密报刘长，商议使人联络闽越和匈奴发兵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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