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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十七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
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
荷兰驻华公使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六月十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着马林的一举一动。
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垄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例一，《包惠僧回忆录》《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
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
例二，《李大钊传》《李大钊传》，一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一大’前夕，共产国际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到中国。
他们也是先到北京。
大钊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并委派邓中夏同志陪同他们去上海。”
实际上，现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对马林的监视记录是准确的，即马林是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乘“阿奎拉号”
抵达上海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
在这方面，倒是密探“帮助”
了历史学家！
马林从南方坐海船来华，确实也只可能先抵达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样，在那“G类”
档案，亦即荷兰外交部的文件中，还有密探们关于马林行踪的跟踪记载：
“斯内夫利特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三十二号公寓。”
麦根路，即今上海石门二路，与北京西路交叉。
张国焘也曾回忆说，他去拜访过马林，当时马林“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
。
爱文义路，即今北京西路。
张国焘的回忆与密探当时的记录相符。
G类档案中还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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