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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
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
当时所谓“南陈北李”
。
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
戴季陶也是一个。
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
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
，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
拂袖而去。
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六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六号，搬了进来。
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
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
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
，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
据张申府回忆：“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
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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