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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一七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所谓“研究系”
，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
。
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的“研究系”
，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
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
首领之一。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
进行“研究”
，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
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
，告退了。
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
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
一下子少了一家。
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仍不断增加。
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曾作如下回忆：“一九二○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引者注：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五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
《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
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
第二，没有组织。
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
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当天讨论没有结果。
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
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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