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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主张“走进寻常百姓家”
的《新民晚报》，还是试图打动“小资”
的中产阶层报纸《外滩画报》，抑或“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
《南风窗》，都以罕见的篇幅和页码报道了我们一贯难以理会的“行业新闻”
。
根据我的媒体经验，除非是*组织的宣传活动，否则让这么多官方媒体集中在一年的时间内报道一件民间性质的教育行动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就我有限的观察，近年来，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异常敏感的“吕日周事件”
，还没有见到哪个不关*无涉政治的“行业新闻”
受到这么多官方半官方媒体的自发追捧。
“新教育实验”
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垂注，除了最高决策层重视未成年人问题的时事背景外，还在于朱永新的公开姿态。
朱自己在教育在线上有个网页，经常去那里和关注“新教育实验”
的人们聊天，一个记者就是在网络上预约了对他的采访。
朱的公开精神之可贵，还表现在他对舆论关注“新教育实验”
态度不一的宽容。
虽然媒体在方向上对新教育予以肯定，但对“新教育实验”
的部分细节和未来提出了怀疑：“新教育实验”
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道德，缺乏宪政国家必不可少的公民教育这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既然实验宣称的理想教育与现实的分数教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到底能走多远？
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朱永新们”
不能回避的。
“新教育实验”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必须作出回答。
被迫回答的日子里，他们表现出思考快速成熟的趋向，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也在逐渐向前推进。
一方面，“新教育实验”
的境界在媒体的探讨中迅速提高。
一开始，江苏本地媒体和教育界的行业媒体的解读，大抵停留在简单理念或者活动枝节上。
随着行业外媒体和全国性媒体的介入，大家对“新教育实验”
的理解提升到“新希望工程”
的高度。
《南风窗》借教育界人士之口称，该实验有望在另外一重意义上，成为继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
——原先的希望工程是一项增添书桌的工程，侧重于物质；新希望工程是一项有了书桌后塑造一个什么样人的工程，注重于精神。
从朱永新们日后频繁使用的“新希望工程”
的概念可知，他们和舆论界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新教育实验”
的内涵在媒体的激辩中快速丰富。
朱永新的支持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正在和朱永新等人谋划一套公民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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