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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各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知青“部落”
。
现在文艺作品描写知青生活,不是写怎么“革命”
,就是写一些人怎么偷鸡摸狗。
其实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形态,年轻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当时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可钻的空子很多。
“文革”
时代充满了悖论,一方面集权政治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边缘地区”
。
我们在雁北就身处边缘,远离了政治中心。
应该说,那时中国社会的活力在“边缘地带”
。
当然我们那样做,也因为我们处在青春躁动的年龄。
再进一步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我们在“文革”
前所受的“人文主义”
教育重新“接轨”
:读19世纪欧洲小说,唱外国民歌和“文革”
前“老歌”
,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传统的“回归”
。
有一年夏天“挂锄”
期间——我们那儿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挡叫挂锄:地里没什么活可干了,就等着庄稼的最后成熟——我和一个在雁北大同县插队的中学同学一起去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同学玩。
在那儿我们听说,内蒙古很多老乡家里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
初期“破四旧”
,并没有扫荡到这里。
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已,相拥痛哭失声。
我听了泪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剧烈的震荡?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
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
用一个“老三届”
的话讲,咱们这代人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有恋母情结般的情感。
其实严格地讲,这首歌最初是为比咱们大七八岁的人写的。
它之所以成为咱们这代人的歌,是因为咱们和它有着“失而复得”
、一言难尽的关系。
插队时,同村知青去南山游玩的照片。
左二为作者叶维丽。
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那么做也是“逃避现实”
。
读托尔斯泰、司汤达,听###、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这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点儿“不搭界”
,这样做是不是也表达了我们对得不到的东西的向往?有一年夏天我们去离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
一路上野景怡人,有个男生说:“咱们是澳大利亚旅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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