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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父亲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
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
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衣天使”
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
我父亲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父亲笑得多勉强。
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通过各种途径都了解到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
父亲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
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父亲心里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亏得父亲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话以后，会怎么样？
父亲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
以往父亲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大概十多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稍事休息以后就可以自己行走。
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
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也没征求我父母同意就让学生给父亲做骨穿。
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父亲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七八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
我父亲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
那次骨穿以后，父亲足足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
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出院结帐时，我母亲发现：那些个实习学生们骨穿时戴的八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
父亲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二○○一年时才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
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妈。
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
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
，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
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
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
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
我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以后无奈地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啊。”
我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一千五百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
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一千五百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
但是第二天，那个大学生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
以后医院的规矩。
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父亲停了药。
母亲无奈，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从武昌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十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母亲和父亲就只得不熬夜打针了。
从二○○一年四月到二○○二年三月，我父亲在A医院一共化疗了十一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九千元，少则八、九千块，一共花掉了十二万多元，此外还有一些出院时带的药，大概也有三万多块。
虽然我和我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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