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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
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浪费人才资源；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
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
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
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于志安事件”
。
于志安是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全国五百强”
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
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
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
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
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
然而，企业不同一般单位，企业经营是存在风险的，因此对企业家的监督存在着进退两难的情形：假如监督太严，企业家无所适从，不敢承担风险，那企业肯定好不了；假如监督太松，企业家道德风险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八是国有企业内权责不明，监督缺位。
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
所有，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
靠宣传“工人阶级主人翁”
态度当然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
当宣传失去效果以后，“主人翁”
就会自发地采取措施报复往日的欺骗：怠工、盗窃、不负责任。
二○○二年，我跟某个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谈话，那位工人回忆起当年厂里花好几百万从日本买了一条进口生产线。
当时签合同时，谁也不懂经济合同，没料到还要花钱请人家日方来安装调试，因此合同里没有安装条款。
买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厂里无人懂得这台生产线的安装方法，日本人就狮子大张口，提出的安装调试费用比买生产线的钱还多。
无奈，只好连包都没拆，把机器设备放在车间二楼闲置。
后来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业评比，打扫卫生时清理到了这套设备，一帮工人谁也不心疼，就把设备从二楼抬着扔到一楼，一楼的工人又抬着机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风吹雨淋、腐烂锈蚀，最后变为一堆废铁。
企业的厂长经理无论干好干坏，只要政治上没有站错队，都可以继续升官。
企业领导也由上级领导任命，一个人一个口味，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
二○○○年，我曾经到一个特困企业去调查研究，企业的一名老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企业在十年之内换了十九个厂长，最长的待两年，最短的待三个月。
每个人一来就按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比如说厂里办公室前面的花坛，有的厂长来了喜欢弄假山，有的来了改成养鱼池，有的则喜欢草坪，有的又喜欢种树。
换个领导就折腾一次，光为了这个小小的花坛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钱，企业怎么能不穷？到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企业的一切行为都由领导说了算，为他们蚕食鲸吞企业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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