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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
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当时住在我们家同一个单元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有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孩子。
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
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那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
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做生意就回来。
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
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
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
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
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
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
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
（「注」“挑土”
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
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
后来那个女的带着孩子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的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
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
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
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
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受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
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外国人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
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
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
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
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
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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