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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
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
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
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给我一个集体宿舍。
宿舍位于汉口三阳北路（「注」现更名为澳门路），对面那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
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
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
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
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
的滋味。
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
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
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当时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和我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
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
，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
就当上了什么“官”
。
总之，大家都想当“官”
，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
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
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
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
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
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
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
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
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
抽烟也从在学校里三块八一盒的“HOPE”
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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