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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
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
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
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过年时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
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
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两毛压岁钱。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
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
，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二○○○年开小卧车接您”
的情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我的母亲回到滑县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县。
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
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
我们单位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领导们，后来，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
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
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师傅就把那台体积巨大的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前面坐满了好奇的大人小孩。
自从在他家看了电视以后，幼小的我就特别渴望家里能有一台电视机，经常用粉笔在墙上画电视机的样子。
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电视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
刚回家那一段时间，我由于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亲只好变着法哄我。
后来电视里放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小孩子没常性，看进去以后也就不闹了。
当时新闻报导也渐渐放松管制了，有一次电视里在播放《新闻联播》时，出现了墨西哥发生洪灾，军队前去救援的新闻。
当时父亲单位有一个工人，看了这则新闻后在上班时大惊小怪地说：弄了半天，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出了灾害，人家的军队也去救啊，我以前还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都是趁火打劫老百姓呢。
由于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个月的工资合计有九十块钱，日积月累，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对沙发，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添置了几件正式的衣物。
那时候买电视要凭票，还要自己到太原提货。
我父亲托人弄到票以后，几个工友一听，也非常兴奋，于是大伙一起开了单位一辆大解放卡车就去了太原，把电视给带回来了。
那台电视价格是五百一十块，相当于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资。
此外，我们家也买了匈牙利进口的胶合板、木料、油漆等等，开始打制家具了。
父母请木匠精心打制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则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一人一个。
读者不要见笑，当时他们真是这么想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外，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床、茶几等东西。
从我记事到一九八○年，我们家里算是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家具。
那时，好像人人都忙着打家具。
我们的邻居，老工人金××也用了毕生的积蓄，给他的儿子打了一套家具，每个柜门上都用烫金烙上毛主席诗词，诸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之类的。
等到后来他儿子结婚时却嫌这些家具太土，不要，把老金头气得大病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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