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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
问题。
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在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特别难说话，无论好说歹说也不肯搬走。
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在当时来说标准已经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还是不肯搬走。
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
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
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住的大杂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
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二、十三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
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
几个字。
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
开始我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
一天晚上，那个孩子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
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
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郑州郊区贫下中农的一次“革命游行”
。
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都还穷得叮当响，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
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天气非常冷，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
和“信阳事件”
搞起来的。
在“大跃进”
和“粮食关”
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
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
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
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
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
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
，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党言川。
“郑大联委”
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
。
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
，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
头头们给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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