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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
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
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
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
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帐款居然高达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
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十九个月的工资，那时临近春节，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丈夫护送，情景可悲可惨。
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
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
，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
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
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
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
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
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
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
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
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
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
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
二○○○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
后来，我到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调查，这个服装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
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
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
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
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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