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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三、患难夫妻
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时年十六岁。
滑县老家已经实在不敢再待下去了，于是外婆托媒人为我的母亲找男人结婚。
村子里有个张大娘，儿子在郑州搬运社工作，张大娘就跟着儿子住在黄河路，自己靠捡破烂为生。
张大娘这个人热心肠，喜欢做月下老人，当年我大姨和大姨父的婚事就是她给撮合成的。
因此，外婆就找了张大娘，再次请她帮忙给我母亲物色个男人。
我母亲年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负，于是提的条件是也找一个出身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
就这么着，张大娘找到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
家庭出身不好，又属于政治上犯错人员。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两条足以使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女人对他敬而远之。
即便偶尔有人来提亲，也要么是离异的，要么是带几个孩子的，要么就是生理有缺陷嫁不出去的。
见到这类人，我父亲一概面都不见，因此渐渐地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就这么着一直拖到一九六六年。
后来，我父亲偶然认识了一位在文化用品厂工作的姓常的老姑娘，她倒是不嫌弃父亲的出身和历史问题，于是二人建立了恋爱关系。
常姑娘长得人高马大，个子比我父亲还高。
别的地方倒还说得过去，就是有点二愣子劲头。
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有时父亲和她在街上走走，碰到有大辩论的，常姑娘立刻就伸着脑袋掺和进去，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几次挽起袖子差点动起手来。
父亲本来就挺厌恶文革，一见常姑娘如此热衷于政治运动，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
正在此时，跟父亲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张大娘给父亲介绍了我的母亲。
父亲跟母亲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母亲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年纪比自己整整大一辈的男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父亲见母亲模样长得不错，人又文静，各方面都挺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个农村户口。
但比起那个常姑娘来，父亲还是觉得跟母亲过更可靠。
上午见了面，下午父亲就又找到母亲，对母亲说：咱们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接着父亲又跟母亲说了一句：“你先等等我，我出去办点事情。”
父亲说“出去办点事情”
，实际上是找那个常姑娘跟她说分手的。
常姑娘一听挺不乐意，跟父亲吵了一架。
无奈我父亲决心已下，任凭常姑娘怎么骂怎么吵怎么哭也没有一点回头的意思，弄得常姑娘也没有办法。
后来我父母结婚以后常姑娘还不死心，又给我父亲写信，骂我父亲浑身上下都是阶级烙印，跟我母亲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剥削阶级子女找剥削阶级子女。
父亲收到这封信后根本就没当成回事，随便往兜里一装。
后来母亲洗衣服时翻到这封信，连忙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这才把常姑娘的事情说给母亲听。
不过，常姑娘有缺点可也有优点，特别的喜欢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常姑娘跟父亲告吹之后，有时还到父亲的一位工友家去玩，从工友那里听说了我母亲被祖母虐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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