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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铁八师”
。
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
的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
此时，“工红总”
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
我的父亲成立“铁八师”
的唯一原因就是自保，此时见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就顺水推舟将“铁八师”
并入“工红总”
。
二者实现大联合之后，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五一一公社”
，我父亲只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六、乱世景象
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不断挑拨老百姓之间互相仇视与杀戮，公然提出：“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反动”
的口号，重复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语录，给广泛使用暴力找到了理论根据。
“文斗”
很快成为过去，渐渐地武斗盛行起来。
开始是用木棒铁棍，后来发展到大刀长矛，后来就自制土枪土炮，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越来越血腥。
在一九六七年春末武斗第一次打死人之后，单位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局面非常混乱。
我父亲感觉不能再在单位待了，于是跑回了郑州。
虽然郑州也不是什么太平天下，但毕竟待在家里感觉要安全一些。
当时郑州市有三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形成鼎足之势：第一个叫“河南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河造总”
，主要由机关干部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第二个叫“十大总部”
，主要由工人、警察组成，据说后台是武汉的“百万雄师”
，十分恶毒，特别热衷于武斗；第三个是“河南二七公社”
，主要成员来自部分工人、郊区农民、街头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把“文革”
看成自己翻身的机会；由于其成分复杂，又由七十多个大小组织合并而成，所以河南民间有“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
之说。
父亲回到郑州时，恰逢三个造反组织剑拔弩张之际。
那天晚上一出火车站，就碰到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他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
？当时被人这样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十大总部的，或者是跟这两个组织都对立的其他什么组织的。
万一答错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
幸亏我父亲经历过“反右”
，政治经验已经算比较丰富了，因此灵机一动掏出了带在身上的工会会员证。
父亲的工会会员证还是在大兴安岭时发的，上面有汉文也有蒙文。
我父亲指着会员证上的蒙文对造反派们说：你看，我在边疆工作，对咱们郑州的革命形势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
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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