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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们又分批被解除隔离，我父亲是最早被解除审查的人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昔日被当作准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该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不过，那个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
了。
袁医助父母双亡，也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
袁医助的姐姐来取骨灰时我父亲见了她一面，大概是因为想哭又不敢哭的缘故，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表情。
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
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
式的厄运。
当时年轻单纯的父亲尚不清楚政治这趟浑水的深浅，还对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
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终于渐渐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肃反难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
这种敢于自暴家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
从那时起，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决裂、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时，我父亲在道义上已经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坚信真理属于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
这种对苏联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肃反”
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除了类似袁医助这样特别不走运的人之外，并没有如“反右”
、“文革”
一样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
然而，只有被当成审查对象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阴森可怕。
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
按照制度的内在规律，杀便杀了，最好不过几十年以后恢复名誉。
幸运的是，苏共二十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
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会从开封迁移到郑州，开封转为省辖市。
省会转移时，迁走了许多单位和五万人口。
当时开封市才二三十万人，迁走这么多人一下子使得开封的市面显得萧条起来。
开封自古以来都是中原重镇，从此之后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现在市区也不过八十万人口，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无足轻重的中小城市。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
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
一九五六年底，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
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
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肃反运动废止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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