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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也确有可商量之处；但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
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
大概在夏、商之际，已可能有“夏商”
的联称，而由于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
观念还相当模糊。
到西周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逐步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四代”
（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
5、虞夏与商周确实的西周文献（金文除外）如今无从考求，下至春秋战国，则“虞、夏、商、周”
的提法已屡见于载籍。
如下列各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
求《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
如《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周礼·考工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梓，周人尚舆。”
《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
”
先秦以至汉代古籍，特别是《礼记》一书中，还有更多比较四代制度之词，文繁不备录。
我国古代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大致到西周后期才开始编修（个别诸侯国还要早些），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
《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
的顺序编辑，正反映了这一种历史认识程序。
近年学术界对这一认识越来越重视，故叙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更多地溯及有虞氏时代的历史。
在先秦学者的意识中，上述“四代”
的历史实际上是分为“虞夏”
和“商周”
两个单元的，一为古代史，一为近代史，上引《墨子》与《韩非子》之文都表现出这种意向。
《礼记·表记》以“虞夏之质”
与“殷周之文”
对举，二者的区分更为明显。
这里有必要先谈一下“夏”
这个概念的变化。
“华夏”
一词自春秋以来开始流行，这个“夏”
字的涵义必定与“虞夏”
之“夏”
相同，而不再局限于部族观念。
也就是说，在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成熟和确立的时代，这个“夏”
已成为中原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而不再仅仅是指旧时所称的夏部族。
“其政治涵义是指中原王朝，民族涵义是指“中国之人”
，文化涵义是指中原文化，因此“诸夏”
可以代表当时的“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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