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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废品能带来收入，长期以来，捡拾废品成为一部分人的谋生手段。
然而在日本，情况却截然相反，持有废品意味着要往外掏钱，因为得花钱请专业机构来处理。
基于此，教员以中日两国在畜禽粪便处理模式上的差异为切入点，向学员们阐述了两国在环境治理逻辑上的不同。
1970年，日本修订《废弃物处理法》，确立了“污染者付费”
原则，养殖场必须承担起粪污处理的责任。
到了2000年，《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进一步强化了资源循环的义务。
日本还建立了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规定存栏量超过50头牛或2000羽鸡的养殖场，必须取得排污许可，并且强制要求其配备处理设施，或者与专业机构签订处理协议。
同时，日本构建了梯度收费机制，处理费用依据粪污含水量分级计价。
比如，含水率90%的粪浆，处理费高达3000日元吨，是干燥粪肥的3倍。
反观中国，畜禽粪便可直接用于施肥，由此形成了自发的交易市场。
养殖场通过售卖粪便，每吨能获得50-100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使得他们缺乏污染治理的内在动力。
日本规划建设了区域性沼气工程中心，配备中温发酵罐，利用沼气发电。
沼渣被制成颗粒肥，附加值提升了数倍。
教员带领学员参观了爱知县的一处沼气工程中心。
这个中心仅有3名工人，而且年龄都在60岁左右。
工人们正忙碌着，恰好有好几车畜禽粪便送来，他们忙着过磅、卸粪便、整理粪便。
一番忙碌过后，3位工人围过来，向大家介绍情况。
说是工人，实则都具备大学文化水平，讲解起粪便处理头头是道，十分专业。
据介绍，他们这个中心的服务半径为15公里，负责处理10万头猪场的粪污。
通过利用沼气发电，年发电量达1800万度，可满足5000户家庭用电。
利用废渣制作肥料，年产颗粒肥3万吨，并且已经打造了品牌，建立了销售渠道。
此外，养殖场向他们中心支付的处理费，每吨粪便约1000日元。
如今，发电收益加上废料销售收入以及处理费收入，已经足以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转，可以说，中心的效益相当不错。
鉴于这是又脏又累的工作，工人的收入也处于中上水平。
谈及中日在养殖粪便处理上的差异，一位工人的解释似乎比教员的说法更为合理。
他认为，这并非思维逻辑的问题，而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这种处理模式的差异，本质上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处于不同区间的体现。
日本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阶段时，已步入环境质量改善期，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发展阶段的时空差异，决定了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
田中教授在一旁翻译，同时对这位工人的说法赞不绝口，称这位工人才是真正的教授。
大家纷纷用赞赏的目光看向这位工人。
没想到，这位工人自己坦言：“我叫山本雄一，原本确实是农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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