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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
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
。
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
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
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
，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
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
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
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
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
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
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
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
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
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
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
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
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
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
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
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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