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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那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
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
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
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
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
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
，照样又有官做。
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
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
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
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惓惓忠爱之忱，看荣禄唯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
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
，来京干什么呢？不能明言让荣禄入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崇伊找了个借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但北洋为海内第一重镇，不可一日无人，荣禄进京保护圣躬，总得有人替他才行。
杨崇伊这三年来苦心孤诣，想在朝中掀起一场大波澜，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可以举荐一个代荣禄而镇守北洋的人，此人非别，正是目前寄居贤良寺，侘傺无聊，郁郁寡欢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原来杨崇伊与李鸿章是至亲。
李鸿章长子叫李经方，虽为胞侄入继，却如己出，视为克家令子，而李经方就是杨崇伊的儿女亲家。
李大小姐闺名国香，嫁的是杨崇伊的长子杨圻。
杨圻字云史，是个少年名士。
他之得为相府娇客。
也许是看中了他的人才，但亦可能由于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同乡前辈翁同龢，以帝师之尊，颇得重用，李鸿章想以此渊源，对一向与他不大和睦的翁同龢，取得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
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那可是彻头彻尾落空了！
杨李两家这门亲事，结在光绪十八年。
那时的李鸿章，勋名功业，看来如日方中，其实是“夕阳无限好”
。
两年以后的甲午之战，北洋海军，一举成空。
事先翁同龢及他的门下如汪鸣銮、文道希，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等，全力主战，事后则翁党纷纷纠参李鸿章，先剥他的黄马褂，拔他的三眼花翎，最后夺了他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马关议和回国，朝命入阁办事，其间虽有贺俄皇加冕的海天万里之行，订下自以为“可保数十年无事”
的中俄密约，但始终未获重用，既不能入军机，亦不能掌兵权，甚至连个总理事务大臣的兼职亦竟保不住。
李鸿章失势，杨崇伊便无指望，因而恨极了翁同龢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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