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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
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
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
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
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
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
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
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
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
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
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
,这道上谕,已见端倪。
但是“皇上”
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
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
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
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
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
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
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
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
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
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
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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