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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
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
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
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
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
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
,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
“铜雀三台”
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
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
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
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
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
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
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
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
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
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
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
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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