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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母亲下葬的事在史书中有具体记载，袁绍故意把丧仪搞得很大。
通常这个时候死者家属都是被同情的一方，袁绍用哀痛换来了同情，没有人再追究他与党人的关系了。
袁家办丧事惊动了各路豪杰，大家纷纷前来吊唁，乘坐的各式车辆竟达数千辆，其中也包括特意赶来的曹操和好朋友王俊。
曹操与袁绍最早相识大概也正是在此时。
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的名气已经很大，曹操不仅年龄要小得多，还是个无名小辈。
在这些吊唁的人中，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也就是那位曾经盛赞过曹操的党人领袖。
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们高价悬赏捉拿，此时却秘密地现身于袁府。
何是来吊丧的，还是另有目的呢？
自从遭党锢之祸而被中官们通缉，何的行踪就变得十分诡秘，但是周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实际上在到处串联立志干一番事业的各路英雄豪杰。
借着袁绍为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何密潜而至，有更重要的事与袁绍面谈。
他们商谈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绍行完母丧后决定追行父丧，时间也是三年。
其实他是借服丧之名继续隐居，这一决定很可能与何商谈的内容有关。
袁绍早年丧父，可能没有来得及行父丧。
现在主动提出追服三年父丧，于情于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批准他延长三年丧假，袁绍的名声因为孝心进一步扩大。
当然，再隐居三年不是为了换取声名。
何等一帮人认为，现在时机还不到，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还必须等待和准备，洛阳耳目众多，反倒不如汝南郡这里便于活动。
于是袁绍在父亲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庐，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书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开始接待秘密的访客。
行完父丧后，袁绍回到洛阳，按惯例他可以继续因行父母丧而中断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
回到洛阳后，袁绍的行为方式更加低调，虽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绍谢绝。
他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
能经常接触到袁绍的，除何外，只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几个人。
这几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记》里，把他们称为“奔走之友”
。
张邈、许攸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与曹操早年相识，这些年来，与袁绍的来往更密切。
伍孚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汝南郡人，是侠士一类的人。
吴子卿的情况不太清楚，应该跟伍孚相类似吧。
这些人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
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
比如何，早年与李膺、陈蕃互相引为同志，但一夜之间，重要的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其本人也被朝廷长期通缉。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现在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联系同志和豪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时机到来，立即出手，一举而成。
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随着袁绍回归京师也转到了洛阳，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们还秘密联系了各地的豪杰志士，史书记载竟然达到上千人之多。
但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机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个人只顾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断招募、私养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儿欲何所为乎）？”
这话后来传到了袁绍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
袁隗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限袁绍马上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
袁绍也预感到有树大招风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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