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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准备庞大的仪仗，天子的车队由虎贲和羽林卫士前后护卫着，缓缓离开了洛阳。
桓帝下诏，凡是沿路所经过的县，每人赐粟三斛。
汉代一斛为十斗，一斗粟约相当于今天的十三点五斤，一斛即一百三十五斤，三斛超过四百斤，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车驾到了关中，桓帝更慷慨，对设有前代陵寝的县镇，每人另外多赐两斛，京兆尹下属的长安县，每人更是赐粟十斛。
当时，京兆尹的人口超过二十八万，如果其中仅五分之一生活在长安县，仅赐粟米一项也能达到天文数字。
桓帝的大手笔来自于他的底气。
出巡之前，廷尉寺、少府寺以及洛阳县共同奏报说，查抄梁氏家族的财产，变卖后可得数十亿钱，有了这笔钱，刘志觉得自己是个阔皇帝。
但是，不好的消息随后传来，与长安近在咫尺的凉州刺史部所属的陇西、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爆发了羌人起义。
虽然在东汉一朝，羌人从来没有消停过，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八个部落同时起事，金城陷入危机。
刘志下令调名将段前往镇压。
刘志也不敢在长安多呆，车驾匆匆返回洛阳。
全国出巡计划仅进行了一站便无果而返，刘志十分不悦。
更大的苦恼随即而来，段在那边大搞种族灭绝计划，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军费开支也让朝廷招架不住。
桓帝也许很快会像他的多位前任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对羌战争是一个大坑，是把帝国引向崩溃的陷阱。
在段后来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记述了前代对羌作战的财务支出情况，在永初至永和年间的二十一年里，共花费三百二十亿钱，平均每年超过十五亿钱。
须知，当时帝国每年的税收才六十亿钱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此前二十多年里，朝廷每年都要拿出四分之一的税收扔到西羌这个无底洞里。
段司令打仗有一套，但花起钱来也不含糊，刘志抄梁家的三十多亿钱根本不够花。
加上当初梁冀倒台时桓帝一高兴，曾下诏免除天下半年赋税，西巡长安时又大赏粟米，帝国财政顿时陷入严重危机。
延熹四年（161年），财政危机爆发，刘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职人员全部减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税。
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第二年甚至连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也接到了减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时候，虎贲、羽林卫士们都在等着换冬天的军服，却接到命令说，凡在营地值勤站岗没有外出任务的都不换装（住寺不任事者勿与冬衣）。
朝廷里公卿以下各级公职人员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给，因帝国财政困难，当年的冬衣全部减半供给。
刘志没有想到，好不容易从梁家人手里夺回来的天下竟然是这样的，大司农卿作为财政部门的主管，天天愁眉苦脸，一见着皇帝就诉苦，刘志烦得干脆不见他。
管理皇家财务的少府寺那边，虽然情况稍好，但也紧紧巴巴，刘志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憋屈，既不能花天酒地，也不能大手大脚。
宦官和朝官士人们还在继续开打，把刘志夹在中间。
好在刘志是一位平衡术大师，也是抹稀泥高手，同时又能装猪扮虎，他今天哄哄这个，明天吓吓那个，总之让谁都不能太得势，又让他们觉得皇帝始终站在自己这一边。
“五侯”
过于得意时就收拾他们一下，士人风头起来了就培植新的宦官来压朝臣。
在一系列平衡手段付诸实施以后，他对“梁党”
突然也有了新看法，何不启用他们，把局面搅得更丰富些？于是，“梁党”
成员陆续被启用，梁冀伏诛后被免官的胡广、韩演等人回到了朝廷，胡广担任太中大夫，韩演任司隶校尉。
不仅国事衰败，人事颓唐，连老天爷也跟刘志作对。
延熹五年（162年），从正月里开始，皇宫和多处陵园发生了神秘的连环大火。
先是这一年的正月，南宫一个叫丙署的地方起火。
紧接着四月的一天，埋葬着安帝的恭北陵东门起火，大火还没有灭，位于宫内的虎贲寺掖门也起火。
五月，殇帝康陵园寝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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