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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周虽旧邦，其命唯新。
’
《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老祖宗早就把道理说的明明白白，人也好国也罢，要不停求新求变，因循守旧就会穷途末路，固步自封就会慢性死亡。
恰好，朱常瀛对现而今的瀛州体制很不满意，特酿的太累了，汇报要听、军队要管、商行这个钱袋子更要抓紧......只要想操心，那是睡觉的时间也没有。
大领导不应该这样，大领导就应该在家造人，出门装bi。
事物过多，就只能说明机构不健全，机构不健全，那就要改。
回转屏东半月，朱常瀛接连召开数次大会，牵头大改。
目的只有一个，继续放权。
长史府之下，将增设商曹，海运公署两大衙门。
商曹下设：中央银行、铸币厂、工业司、商业司。
海运联署下设：海洋大学堂、航运司、测绘司。
瀛州以工商立国，但却没有一个对应的负责衙门，而是由王府直接颁布政令法令，长史府执行。
这套办法几年前尚可，但随着人口增加，各类手工作坊、商业组织涌现，原有方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譬如合同纠纷、财务纠纷、行业规章、质量监督、惩处措施、牌照发放......这玩意就不是几句政令就能解决的，是时候建立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统筹管理，将之纳入有序状态。
商曹成立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总结前法，归纳新法，汲取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规则，制定出一套具备普遍适用性的商业法律，称《商律》。
参与编撰人员，包括并不限于商曹官员、各行各业代表、议政会议员、行会组织。
其内容同旧法有别，要从最基本的做起。
譬如什么是契约？什么是商行？什么是行会？要由名词引申至概念，由概念引申至功能，由功能引申至权利责任，由权利责任引申至行为限制，由行为限制引申至惩罚措施。
与《商律》相对应的，还有督谏院正在主持编订的《民律》，《刑律》。
至于为什么称律而不称法，因为开国老祖宗说了：律者，万世之成法。
有了这三部大法，瀛州才算真正的有法可依，最大限度的制约各级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至于《大明律》《大明会典》《大郜》......只能说有就比没有强，早晚会被朱常瀛放进历史档案馆里供人观瞻。
中央银行，暂定三项职能。
第一，监督商业银行、交易中心。
第二，国库储备、货币发行。
第三，调查统计经济数据。
铸币厂，原属财曹，转归中央银行附属。
工业司，制定完善手工业法条、评定百工税率、监督府县有司执行、评定有司官员政绩。
商业司，制定完善商业法条、调查统计物价、评定商业贸易税率、监督府县有司以及考核有司政绩。
海运公署。
瀛州的根基在大洋，但对海洋了解多少呢？皮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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