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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
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
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
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
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
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
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
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
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
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
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
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
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
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
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强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
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禆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
后人对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
，俗话说就是大花脸。
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
，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
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
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
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
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
’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
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
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
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
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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