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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不停的往下唱着，没有人规定唱歌的时间，也没有人限制歌曲的格式。
只要你喜欢山歌，会唱山歌，有勇气上舞台，不管你是从哪个山寨来，长得高大还是矮小，漂亮还是丑陋，都可以上舞台拿起话筒，唱出心中的歌。
我还曾经在赶歌会上听过很多小孩子在唱儿童歌曲，稚嫩的声音传出了山间最纯真的喜悦。
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娱乐方式，认识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对着唱。
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大家跳着唱着，不知不觉时间已经临近中午，这时的新桥寨上都站满了人，有三五成群约着来玩的，有谈情说爱的年轻男女，有独自徘徊的孤独人。
最显眼的还是路两边的小摊小贩，他们撑起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摆着漆着红色油漆的四方桌，架起做买卖的摊头。
农历三月的贵州已经有了夏天的气息，卖‘凉面’的摊子都有四五个，小摊前面的四方桌周围都坐满了吃‘凉面’的客人，还有卖‘米豆腐’的小摊生意也不错，大家悠闲自得的品尝着酸辣爽口的小吃，聆听着舞台上传来的美妙山歌。
其实‘凉面’和‘米豆腐’都是适合夏天吃的，但在暖和的三月也有很多人喜欢。
其他卖瓜子糖果零食的小摊也整齐的排在路边，买零食的人们正络绎不绝的走来走去。
往往这种时候我也会给自己买上几包‘盐葵花’（盐水煮过的瓜子装在细小的塑料袋里，一袋大概一两，五毛钱一包），两瓶甜汽水，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着美妙的山歌。
这是人生中的美妙时刻，以至于过了几十年，我的脑海里都能清楚的记得赶歌会的情景。
中午的吃饭时间，歌台上也不闲着，远处赶来的孩子们跑上歌台，拿起话筒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唱起了“歌声与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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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脆稚嫩的声音飘荡在新桥寨的上空，收藏着无数孩童的童年记忆。
赶歌会，赶的是一种心情，赶的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赶歌会，赶的是人们相聚的喜悦，赶的是美好的民族文化。
村民们都是从周围的十里八乡赶过来，大家都充满热情，不怕辛苦，尽管有的要走上两三个小时的山路甚至更远，但我记忆中的赶歌会，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就连很多小孩子也都坚持自己走过来。
大家都把一年两次的赶歌会当成是最美好的盛会。
我小时候也常常跟随姐姐们往赶歌会跑，尽管累到要用手爬坡，走到小腿疼，但心里对这种热闹场合的渴望战胜了一切困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山村里的娱乐项目少之又少，当时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玩，就连听录音机也是少许人家才有，因此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们在闲暇的时间里，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自娱自乐，除了经常有的‘跳圆’、‘对歌’，更时尚一点的娱乐方式就是跟着录音机学跳舞，跳的都是在广东一带流行的‘现代舞’、‘迪斯科’、‘走鸭步’。
当时的年轻人经常聚到有录音机的家里，听着磁带里的音乐，学跳‘迪斯科’、‘走鸭步’。
我大哥也追赶潮流，到县城买了一部双喇叭的录音机，买了邓丽君，四大天王等一些当红歌手的磁带，还买了节奏感很强的迪斯科音乐带。
每次晚饭过后，只要录音机响起，寨子上的年轻人都会聚到家里来玩，有时候还会带着从别处来寨子上吃酒席的年轻人，我大哥就是这样和我大嫂认识的。
大嫂家是我们县城郊区的，大哥是我们家的长子，从小就聪明过人。
十几岁就自己学着做木匠，给家里做椅子做板凳，还做了一台组合柜，组合柜有三个层次，高的是碗柜，有门有抽屉，中等的是放茶杯和盘子的也有门，矮的是给我们写字用的书桌，台面底下是空的可以放脚。
每次都用红色的油漆漆得光滑漂亮，还画上了生动的仙鹤图；二十来岁的时候，大哥还是寨子上第一个学会使用打米机的，所以当时我们家也算开始做起了打米的小生意，为了买机器的机油配件等，大哥就经常到县城里，才能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流行的时尚，买了双喇叭录音机，还娶了县城里的老婆。
可惜天妒英才，年仅二十三岁的大哥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留下年仅一岁的侄子，妈妈也因为痛失爱子，一夜之间白了头。
所以当大姐提出想要外出打工的时候，妈妈是坚决不同意，身怕大姐也会一去不回。
但在当时，改革开放的热潮冲击着中华大地，沿海地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工厂到内地大量招工，甚至来到了大山深处的山寨，寨子上的年轻人们都跃跃欲试，大家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南下，大姐便是这样，成了寨子上第一批到广东打工的年轻人。
由此，流传在山寨里的‘跳圆’、‘对歌’、‘赶歌’等重大的盛会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都外出闯荡，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中去了，从不与外省通婚的苗族、布依族也有了外省的女婿，外省的媳妇。
这种发展中的融合也给山寨人们带来了新鲜的事物与新鲜的思想，山寨的生活正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渐渐发生着变化。
也是在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大姐从广东带来的菠萝，还第一次见到了广东的姐夫，第一次听到了拐七扭八的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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