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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一体系，朱慈烺推动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最具战略性的，便是大明版的“航海条例”
。
此条例的核心原则，便是从一开始便严格限制初级原料的外销，同时扩大对各类原材料的购入规模。
其根本目的，是要确保这些资源不会被海外国家廉价收购，转化为工业制成品，再反向倾销回东亚市场，削弱大明本土的手工业竞争力。
相反，大明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将南洋、东洋等地的原材料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手工业品，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他们。
在这一过程中，手工业的崛起至关重要。
此时的大明若想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必须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而贸易战便成为这一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环。
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虽然在东亚地区活跃多年，但他们的本土距离遥远，补给线漫长而脆弱，单靠零散的海外据点，根本不足以对抗大明在地理、资源、人口上的压倒性优势。
只要策略得当，东亚市场将彻底摆脱欧洲列强的干涉，回归大明的主导之下。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朱慈烺深知，重商主义政策在短期内是大明崛起的最优解。
以贸易顺差为核心，通过持续输入金银，不断积累财富，进而强化生产力基础。
这一政策将长期主导大明的对外贸易，直至国内生产力水平足够强大，能够完全压制竞争对手。
在那时，自由市场政策才有可能取代重商主义政策，逐步放宽贸易管制，使市场自行调节。
但在此之前，大明必须牢牢掌控整个东亚贸易体系，确保财富的持续流入。
与此同时，朱慈烺也意识到，仅仅依赖瓷器、丝绸等高端商品的出口，并不足以完全吸收国内庞大的劳动力。
大明虽然疆域辽阔，但可耕种的土地终究有限，面对上亿的人口，单靠农业难以支撑所有人的生计。
因此，纺织业成为必须介入的领域。
若能大规模生产棉布、麻布等大众消费品，不仅能满足东南亚市场的需求，还能进一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并为大量剩余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使工商业的繁荣成为推动国家展的重要支柱。
然而，政策的执行需要巧妙布局，不能直接以朝廷的名义推行，否则不仅会引起海外势力的戒备，还可能引海商团体的不满。
因此，这一系列条例的实施，表面上是由官方背景的贸易公司牵头推进，实际上却是大明王朝在背后操控的结果。
张名振等人虽贵为朝廷倚重的海商，但他们并无直接决策权，只能在政策框架下执行命令。
对于沿海各大商会而言，他们或许心有不甘，但面对朝廷的强势推行，也只能被迫接受，在大明主导的贸易秩序下寻求新的生存之道。
这一整套政策的推进，既是大明经济战略的核心，也是朱慈烺巩固海外统治的关键手段。
通过对市场的精准掌控，他不仅让大明在贸易战中占据优势，还借此牢牢拢住了海外华人群体的向心力，使他们从利益上深深绑定于大明的国运之中。
在这一体系的推动下，大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度扩展其海上影响力，一个全新的全球贸易格局，正在朱慈烺的筹谋之下逐步成形。
这正是商业公司与官方机构相互独立所带来的优势之一。
如此一来，李霄林与张名振既能顺理成章地获得大明各地水师的支持，又能暗中扶持海盗势力，在错综复杂的东南海域中游刃有余地周旋。
他们不仅能在日本人、南洋诸国、台岛汉民、荷兰人、西班牙人以及地方土著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更能审时度势，共同探讨如何应对那些阻碍大明海上贸易展的政策，以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如今，各地的海贸集团虽仍以地方商贾的资本为主体，但随着朝堂上诸多重臣纷纷入股，局势已悄然生变化。
陈福、张煌言、李邦华等朝廷要员，甚至包括部份重要将领，均已出资组建不同的投资基金，并以基金形式参股，确保自身在海贸版图中的话语权。
同时，地方上亦有堡寨势力和商人团体纷纷加入，他们以私人资本投资，试图在这波海贸扩张的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当账目呈递上来后，清点结果令人侧目。
“张大人、张将军、陈将军、常将军、林将军……共计八十六人，筹集资金九十三万九千两白银。
李阁老、倪大人、李大人……共计七十一人，筹集资金一百五十八万六千两白银；士兵退伍基金今年计划出资四十五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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