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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
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
＇。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
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
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
及“病退”
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
＇。
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
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
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
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
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
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
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
或“困退”
返回自己的城市。
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
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
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
＇。
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
及“困退”
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
＇。
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
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
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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