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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
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
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
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
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
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
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
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
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
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
1969年12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
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
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
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从1960年代初就下乡的600万知青。
6个月后，1970年6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9、93。
＇。
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
。
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
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
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
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举行。
会上通过了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400万知青上山下乡。
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
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
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 同上，页85。
＇。
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当局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
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
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
，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
（简称“安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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