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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 见本书，页87…88；定宜庄，前引，页193…216。
＇。
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
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1960或1961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
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 “单位”
就是工作单位。
在那个年代，单位不仅管理业务工作，还管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生管到死”
。
住房，补助金，粮票布票，娱乐，批准结婚、生育、搬家：无一不由单位决定。
＇，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
。
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
其中一些变成了小流氓。
街道委员会＇ 有些城市居民没有单位，主要是家庭妇女与无业青年，他们的单位就是街道委员会，由市政府领导，提供一些服务，特别是监视该区的居民。
＇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
1962年底全国有两千万当局要遣送去乡下的社会青年。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青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
1950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
在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
后来这份“条例”
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
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
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
这令他们非常反感。
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
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
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
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 见本书，页62…63。
＇。
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
的精神满足感。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
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 定宜庄，前引，页218。
＇，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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