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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1968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样了,逐渐成了单向独行了。
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 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缩小年青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以Lavrov为首的那一派强调必须教育农民,让他们向知识分子靠近。
而巴枯宁派则主张自我改造成农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强加于他们所想像的“农民”
。
(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页15…17)。
1968年后在中国明显占优势的是巴枯宁派的观点,而在延安时期及文化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两者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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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
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
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
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
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
毛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
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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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
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
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学校”
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
' 干部在这些“学校”
生活的具体例子,参考杨绛,《干校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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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
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
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
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
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明确暗示过。
因此,将所有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
,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编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
,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
了'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据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 197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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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到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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