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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起，特别在1960年代，这个称呼就扩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企望说服他们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
打自这个时期，就有了两类知识青年并存：“下”
乡知青和“回”
乡知青＇ 在此需注意，该词在某种情况下指城市青年回到父母一方在农村的老家，不过更确切应该使用“投亲靠友”
这一词。
参见第9章注42。
＇。
本书中涉及后者较少，大部分篇幅是论及遣送城镇青年的问题。
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
不过，我们不会详细探讨1955到1960这段时期，为的是将研究集中在1968年开始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严格地说就是从文化革命结束时起。
虽然这场运动部分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惯例，但无论从它的规模、形式、动员口号，还是它在毛王朝晚期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一桩独特的历史事件。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称的“正名”
，因此也必须说清楚本书提到的“文化革命”
的定义及时间界定。
不是现今中国政府所提的“十年文革（1966…1976）”
。
假使说“文化革命”
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就是说结束了）＇ 见林彪在该次大会上作的报告，《红旗》1969年第5期，页7。
＇。
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表现出这个时期唯一的“革命”
一面。
这场“造反”
虽然是由毛鼓励和操纵的，但也有自发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将文化革命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政变或者派系斗争。
但是，在诉诸武力镇压完全降伏了红卫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之后，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权，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派系斗争尖锐无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权体系内部，最后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告终，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场政变。
胜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败者。
他们将两个不同时期混在一起，统称“文化革命”
，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两者全都钉到历史耻辱柱上：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动（当然，那是错综复杂地与法西斯式暴力纠缠成一团），另一是1969…1976年间的恐怖镇压时期，其实更应该确立为毛“王朝的终结期”
。
这种词义上耍花招倒真的是基于伟大舵手1974年10月发出的一条指示，认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邓小平及其他党内斗争的赢家可以在1981年对党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并将此定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红旗》1981年第13期，页3…27。
＇。
19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
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革后”
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
，而是“从1968年底起”
。
1980年代两种说法都出现在非官方的讲话及文字中＇1980年代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里有一句话，谈到文化革命，就是我所持的观点：“文革后，我们曾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几乎全部地从城市、从学校，走到了农村、边疆。”
，见陆星儿《遗留在荒原的碑》页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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