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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
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1月3日。
＇。
到月底，政府宣布动员了2万4千人，“比原定计划少了很多”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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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
1979年10月初，劳动局组织了一次会议，准备10月11日开始的1978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晚了一年）。
9万名待分配的学生中，3万多名得去市郊的国营农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0月4日及1979年10月11日，分别刊于SWB，1979年10月16日及1979年11月15日。
＇。
11月底，政府宣布6万名分配在城里的都登上了工作岗位，还斩钉截铁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国营农场会招收更多的青年，但完全没有提到，预计要去农场的3万人实际上去了多少人＇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11月24日，刊于SWB，1979年12月20日。
＇。
看来成绩不佳，下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这才会三缄其口，一字不提。
我们掌握的其他不完全数字与后来提供的1979年的全国数字所反映的总趋势相吻合：24万7千7百名知青下了乡，还不到预计数字的13＇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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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大部分新毕业生都以消极但有效的抵制手段对抗下乡政策，而地方当局既没有办法亦没有决心来跟这种消极抵抗力量抗衡。
1980：运动终结（1）
到了1980年，当局在现实面前低头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毛泽东时期是没有可能继续下去的了。
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式话语。
此时，数量庞大的一大批毕业生到了就业年龄。
问题因此转移，其实在1978年，特别是1979年，已经开始了，但至今才真正转变成为纯粹的城市就业问题。
1980年头两个月，还有一些有关下乡运动的宣传＇ 《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有关下乡运动的15篇文章里，9篇是在1月和2月出笼的。
＇，但调子是绝对地“现代化”
了。
介绍的模范知青及模范知青队都在经济上赚到了钱，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现代化中取得了成就，主要是农业机械化和工商行业的发展。
宣传文章强调他们比在城里生活得好：新疆的某一个队的知青在1979年每人平均收入高达1005元（当时模范红旗农场只能分450元），另外一个队居然拥有一个藏书3千的图书馆，那儿的知青都在撰写科学实验的文章＇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日第一版。
新华社讯，1980年1月1日，刊于China Report，1980年1月14日。
《人民日报》1980年2月5日第5版及1980年2月2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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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突出农场生活能真正吸引青年人的一切。
属于江西一个知青农场的一个农工商联合公司还进行了干部制度的“大胆改革”
：所有在公司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民主”
选出来的，每半年重选一次。
有良好业绩的会获得奖金。
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第一版。
我们听说在山西也有这样一个实施类似制度的知青农场；与芒克的访谈，1981年7月12日。
＇，可以显示出负责人们想方设法要把知青留在他们的生产队或他们的农场，但不再采用那经已破产的简单行政措施，而是求助于一些更有效的办法。
由于在这些农场发展了工业（一般是加工业）以及行商企业，越来越多的知青离开了农业生产劳动，而领取固定工资＇ 《人民日报》1980年2月25日第3版，1980年5月30日第2版及1980年6月22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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