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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问我：“你想参加我们剧团吗？”
我惊奇地问：“你们要我这样的人吗？”
她说：“这有什么！
我和我爸爸讲讲就行。”
这可打动了我的心。
我矛盾了许久，终于壮着胆子去向父亲提出想参加剧社的要求，可是挨了父亲一顿痛骂：“居然想去当演员演戏？不可能！
将来你要去延安，去参加革命！”
从此，父亲对我管得更严：不许和演员来往，电影也看不成了。
有一次他的一个女学生想带我去看新上演的《翠堤春晓》，他也不答应。
我十分懊丧。
这期间，我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禁闭室的女性》，另一篇是《他有什么罪》，都是有感而发的。
父亲认为写得不错，终于让了一点步：“好吧！
我看你实在不愿意当一个中国的陶格里·雅蒂（当时意大利的女革命领导人），就到延安鲁艺去学文学吧。”
之后，这两个短篇被他拿去发表在《华西日报》上了。
父亲很快就把我送到延安，然后我辗转到了张家口，进了华北联大。
而后又参军到了部队，组织分配我到文工队去当演员。
1958年的8月，我从中央广播电台调到了电视台，分配到了文艺部。
父亲不许我搞文艺的一番苦心还是白费了！
到了文艺部，我很高兴，认为电视和电影艺术也差不多，都是用镜头来表现的艺术。
那时，电视台刚成立不久，文艺部人少，我可以参与各类文艺节目的播出。
但是人员逐渐增加，文艺部实行基本分工：分成了“戏剧”
、“戏曲”
、“歌舞”
三个组，戏剧组由几位广播剧团调来和电影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同志组成。
我本来不懂也不喜欢戏曲，但分工却偏让我搞戏曲。
虽然后来接触多了，也逐渐喜欢了，但比较起来，还是更爱好戏剧。
当时舞台转播比较多，我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戏剧简直如痴如醉。
每当看到他们的好戏，便禁不住想要参与转播。
但是，只有在话剧汇演、戏剧组的人忙不过来时，我才有希望转播一次。
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一次转播北京人艺的《王昭君》的机会，高兴得直到半夜也没睡着觉！
戏曲节目都是舞台上已经成熟的优秀节目，但我不想按部就班地转播，想搞点新鲜名堂出来。
我大胆地做了一次实验：和中国京剧院合作，把戏曲节目搬到外景里，用实景拍摄。
第一次实验的是《香罗帕》，由中国京剧院的著名演员刘秀荣、张春孝夫妇合演，在颐和园拍的。
拍出以后，效果不错。
包括演员和景点，只花了1300元钱。
但是，最后我受到了当时文艺部领导的批评，说为什么不按照舞台转播，完全可以不用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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