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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2月英国大选中，工党以微弱的多数重新执政，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政府，毫无疑问会影响英国在中东的声望和权威，会影响英国制定政策的决心，也许特别是对波斯石油问题的僵局要在它超出合理政治范围之前尽力予以解决的决心。
美国政府则极其不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取英国势力而代之的一个国家。
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其积极的行动只限于提供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这一点在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已经有所申明。
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中，那些行将成为受惠者的国家，则长期对这个“第四点计划”
抱着种种无稽的疑虑。
这种否定的态度，作为对帝国主义普遍有反感的一项后果，特别是作为巴勒斯坦灾难遗留下来的不公正和屈辱之感的一项后果，很自然地就在阿拉伯国家被邀请同西方合作共同制定的一项联合防止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的时候，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政治上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利用中东主要是为了它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对当地人民的利益，则只是给予敷衍了事的关注（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讲法，则认为只是漠然地置诸脑后）。
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国家还企图在破坏程度将大大超过过去历届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那种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苏联宣传工具却巧妙地利用了那种企图保持中立的愿望以及反对英美政策的情绪，把两者看成是其“和平拥护者”
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朝鲜战争爆发前三星期，英
帝国参谋总长谋求同埃及首相和外交大臣商讨中东的防务问题时，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苏联的地面部队在四个月之内就能攻到埃及；但是埃及反驳说：只是因为埃及成了英国的基地，所以才变成了侵略的目标；而且自从1946
年英国提出从埃及全部撤出的建议之后，战争的危险性也并未有所增加：因此，要想说服埃及人民，使其相信假想中的苏联的侵略会比当前的英国占领更糟，那倒是难上加难了。
英国在中东威信的下降，是同它的战后虚弱情况分不开的，而英美政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分歧，现在则更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发现土耳其是可以作为自己的可靠的权力支柱的——虽然对付这个权力支柱有时也有些麻烦，但美国也发现阿拉伯各国和波斯却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穆斯林的复兴，对共产主义的渗透提供了唯一的心理上的抵制。
不过，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复兴主义者在倾向上都属于群众中的同一个阶层，而且都准备把反对西方“帝国主义”
作为共同的事业，因而使上述那种心理上的抵制，也变得是靠不住的了。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时，中东出现了一种情景，同托马斯·哈代在《王朝的主人》一书中根据其悲剧性的想象力所描绘出来的拿破仑的斗争，不无相似之处。
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苦难，以及辗转来自各国、为在以色列这块天国的土地上重建家园而斗争的那些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苦难，都是足以引起哈代的那位怜悯之神的同情的。
但是，邪恶之神会带着欣赏的心情，来看恐怖主义在许多国家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摧毁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者使某些政治上的头面人物葬身于血泊之中，成为席卷社会上整个整个集团和阶级的那种失望情绪的牺牲者。
但是，无论如何，中东却为哈代的讽刺之神，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提供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情景，例如，当前权力所在的一些体制，显然正在崩溃之中，而急欲取而代之的那些新生的体制，则尚处于脆弱的萌芽阶段。
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医治不合理瓜分阿拉伯世界这个创伤而突起的一种统一力量的巨大组织，也由于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卷入王室和个人之间的倾轧之中，而变得分崩离析了。
联盟为了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活动以及公共卫生等等方面的合作而设置的各种委费会，也都陷进普遍的纠缠不清的政治冲突中去了。
阿拉伯各国为了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拒绝讨论巴靳斯坦的分治问题，而且还愤怒地驳斥了1947年11月联合国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但仅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就被迫沿着远远更加不利的分界线上接受了停战。
这时虽回过头来把1947年11月原来的各项建议看成是当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加以履行，但已无济于事了。
以色列在它争取独立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之前，曾把它自己看成是中东的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典范，是对其他阿拉伯邻邦的一种鼓舞的力量。
但是在与后者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由于同时要追求许多目标，这就使它不得不把活动局限于采取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来吸引外国资本家的投资，以挽救其经济上的瘫痪。
为了制止世界上的战争而建立了联合国组织的各大国、主要地是由于彼此目的不同，意见各异，要在面积不大于威尔士的一片土地上（指巴勒斯坦而言）制止一场局部的战争，事实证明也是无能为力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减轻一些战争带来的灾难面已，的确，它们总算使这场战争在一个月内停了下来，而且当战争再度爆发后，又使其在两星期内停了下来。
英国工党站在反对党地位，自1919年以来一直赞同所有中东评论家对英帝国主义所作的批判，但是这时却发现自己由于负起了政府工作的责任，而不得不为英帝国的特权地位进行辩护，以反对来自自己队伍中反对派的意见。
就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企图来解决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它所作的努力，也是既受挫于当地民族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又受挫于因冷战而产生的战略考虑的冲击。
带头敦促英国政府放弃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的，倒是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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