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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身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而从被占领的最初时期起，他们就决心把这份遗产完整无缺地保存下去。
奥地利临时政府在其决心重建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即从最低层（从下水道着手）向上发展来重建战争废墟。
它在宣布立即着手重建歌剧院（对于这一任务，它感激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
在供给电影院和戏院的特殊用电量方面，也显示出既很情明又有创造力。
当西方盟国到达时，可以看到音乐和歌剧已经重新演出了。
通过歌唱家和音乐家顽强坚毅的努力，出现了奇迹，在1945 年和1946 年的整个严冬季节，上演了优美壮丽的歌剧，举行了一次次音乐会，演出了一出出戏剧。
你可能在《菲德利奥》听到“囚徒合唱”
，演员们穿着令人伤感的褴褛衣衫。
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贝尔森和茅特豪森集中营中的景象。
你可能看到莫扎特的《费加罗》在化装舞厅的狸红、雪白和金黄的彩饰中搬上舞台。
你也可能见到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四国成员。
其中有些人也许在下午的会议桌上争辩过，晚上却和奥地利的各阶层人士一起在音乐厅聆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盟国对奥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维也纳这个头等重要的国际艺术中心的往日声誉，还可以使战后不久那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尚能为人所忍受。
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存在价值，可向其成员提供机会，从人性的角度亲身领略战后欧洲的现实。
就此而言，这个委员会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出国工作的代表团或委员会比较，自然没有什么不同。
大战结束后，几乎在欧洲的任何一国都驻扎过的英国士兵，能够亲自从流亡者、难民、饥饿、疾病和贫困等方面看出战争的含义。
在柏林，他们同样能够充分地与法国、美国及其他盟国的国民结识交往。
具有起码的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每天所见到的人有什么总的想法。
可是在维也纳，因为这个城市规模较小，而盟国占领的目的又表现得比较温和，所以在个人交往方面，可能具有别处少见的亲密，而对于民族性格和观点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样更为严峻的气氛中有可能进行得细致些。
即使苏联占领军比别国部队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他们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苏联官方宣传更为真实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图景带回俄国——诚然，从苏联归国士兵再教育过程的报告中明显地看出，苏联当局对于他们的公民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可能发生爆炸性后果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
拿破仑故争期间，特别是拿破仑失败后联合占领巴黎期间，俄国人和西方接触，对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运动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革命运动的第一次公开爆发是1825 年由军官们领导的流产的十二月党人革命。
谁知道长期与西方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后，西方又一直是苏联占领别国时不可避免的伙伴。
在苏联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利用接近苏联在欧洲的占领区和西方之间的边界这一有利条件而投奔西方寻求政治避难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们认识到本国政府多年来有计划地欺骗了他们，不让他们了解375 西方民主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这个问题的确不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西方观念对其国民思想所产生物不可避免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对此可能引起的长期后果惊慌到什么程度，我们猜测一下倒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考虑所有这些情况时，必须记住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目的毕竟不是盟国的政治教育问题，而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
到1946 年底，尽管无可怀疑地取得了进展，但是已经很明显，东西方对莫斯科宣言含义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就所能预料的情况来说，意见分歧可能要继续保持下去。
如果当真苏联除了战争以外，无法取消当时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已经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苏联是能够这样做，而且也很想这样做的。
苏联不改变它的整个对奥政策，奥地利是不会取得独立的。
而在冷战变得越来越冷的时刻，那种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
看来充其量是现在这种远非理想的形势可能令人不安地继续下去。
总而言之，占领的确使奥地利获得好处。
但它也遭受其害。
由于战争而受到的破坏，继之以苏联在东部占领区的劫掠。
占领区间壁垒的存茬阻碍了经济的恢复。
盟国的征用造成房荒更加严重。
占领费用给这个国家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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