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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
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
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
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
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
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
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
但这种机会是罕有的。
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
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民主”
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
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
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
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
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
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
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
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
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
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
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
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新指示也好，根据作者的经验，不管怎样他是绝不会说明情况的——要么重新坚定地申述其旧的观点，要么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见。
在冷战气氛越来越占优势的时候，西方的谈判代表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日益熟悉了。
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一级，苏联代表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
但时间一久，情况就很清楚：他们也受到较严的控制，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结合得越来越严密的一个组织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话。
1946 年的春夏两季，一批与西方代表相处得很好的苏联官员为其他一些不太愿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
而整个苏方人员开始表现出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特点是在苏联同外部世界接触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
到1946 年底，在盟国对奥委员会里，凡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后不归于烟消云散者，实际上是寥寥无几。
现在已很明显，西方代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的关系，看来已不能象在战争刚结束时那样建立在友好的和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国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苏联世界里，个人关系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用来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服务的，而代表的遴选与训练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在苏方成员这种逐步与私人断绝交往的同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地强硬起来（本卷前面已有所叙述），而且这种断绝交往的确很明显是其精心策划的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个部分。
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局部问题都不应孤立地看待，而应视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奥地利产生的这种变化和苏联在其他国家采取的总的强硬政治态度以及苏联政府逐步抛弃和战时西方盟国的合作，是步调一致的。
这种政策方面的改变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政府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许后者更引人注目——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了。
从东欧国家传到维也纳的消息是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国代表团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然而，尽管关系恶化，尽管例如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建立使苏联对奥政策显得越来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苏方在公务上的关系，如果说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难得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也从未变得比冷淡还要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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