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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
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于侵略性。
必须记住，从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来看，奥地利不同于德国。
一方面，奥地利的价值不如德国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再分成四个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还不仅仅是不经济而已。
即使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在一个厌恶其政策的大国占领区内，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行使它的真正职权呢？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中立化而又统一的德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一个地区；如果把这个地区完全置于另一集团的影响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甚至从军事意义上说，如果不存在占领区，分裂本来是可能避免的。
美国人对英国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机构的建议加以拒绝，其263 理由尽管是可笑的，但采纳这个建议只会把已发生的争夺地位和势力变成另一种也许更为尴尬的局面。
那就会意味着俄国人进入鲁尔，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奥得河。
试问哪一个影响最大呢？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或进行期间，如果问题变得更为明确，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来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道争辩说：
冲突本来就该这样促成的。
除了别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迟德国恢复工作从1945 年8 月到1946 年8 月的停顿，还有可能防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为了避免盎格鲁撒克逊人勾结起来反对俄国人的现象而于1945 年7月拆散。
可是后人也许会责怪西方领袖们明目张胆地把一场争吵强加在俄国人头上。
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应该让局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对问题的探讨就必须追溯到1945 年以前，因为在盟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国不可能早日投降并产生了俄国可能长驱直入中欧的危险之时，实际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国武装部队力量遭到决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协性和平，而历史却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甚至象1918 年那种程度的妥协性和平（那种妥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也会是一个错误。
妥协性和平可能意味着消灭了纳粹党，但丝毫也不意味着根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魏玛共和国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启示：如果让德国人自己进行改革，工作是不会做得彻底的。
1945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盟国誓把德国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
任何放弃这一做法的政策会被所有遭到德国占领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背叛，会立即使俄国疏远，会在英美内部引起最激烈的争论。
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战争期间企图争辩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据德国的条件要提出一个开明的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那就等于说西方为之而战斗的原则对谋求和平是不适用的，而且会作出直接有利264 于摩根索派的行动。
决不要忽视，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
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旨在寻求另外一种办法来代替纯粹惩罚性的解决办法。
反对这个政策的论据是：它把一种心理状态看作是个人力量可加以改变，而不受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环境支配的。
假使这种设想是不对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尝试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许会完全落空。
可是，事实上盟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们已经相信，而且有某种理由相信，如果德国的情况保持不变，二三十年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就有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
他们几乎不相信，放手让德国人自己去干，会产生足够的变革。
要是换用另一套由他们自己出面干预的办法，把变革强加于德国人，也不见得会完全令人满意。
然而，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说成决非破坏性的方案）。
断言一种局势不可收拾，无助于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认心理状态对环境的决定性依赖关系和相信个人的道德责任是不相容的。
如果人们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决定的，那么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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