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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
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象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只不过是个梦境罢了。
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
1946 年2 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 ，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代替有线广播。
1946 年8 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220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
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
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
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
的频率。
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
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
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
三三二米和二二五点六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
的（就是说，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
因此，不可能播送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一半地方播音，那么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
无法照顾到其余的所有地方。
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被占领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
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 ）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
汉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同时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播送。
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
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
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广播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
当时成立了221 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1946 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
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传（这种情况甚至在1933 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关于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
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也直抒己见。
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1947—1948 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
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
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观点的人，也不多见。
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理事会的可能性。
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进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首脑。
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个组织之外。
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能性总是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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